当艾滋病患者确诊新冠之后 | 吴楠专栏
“要不然你可以来我家里采访。”他在电话里对我说。我迟疑了一下。从一开始担心他拒绝接受采访，到现在担心在密闭空间里采访被传染。我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勇敢。我不敢轻易尝试，还撑着面子故作大方地说，“我请你喝咖啡吧！”我到底是在咖啡馆采访了他和他们，三位感染了新冠肺炎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在成为一个勇者这件事上，我远不如他们。虽然我们都要面对生活里种种突入其来、防不胜防的暴击。
文 | 吴楠
“你今天做核酸了吗？”李冲一上班，负责考勤的大姐就问了他这句话。乍一听，这句话正常不过。但李冲知道，这是他的“每日专享”。
“你不问其他人啊？”李冲故意顶了大姐一句，用开玩笑的语气。大姐看都不看他，按了按鼻梁上的口罩。李冲有些尴尬。两个多月前，他从市传染病院出院。除了经理知道，对公司的其他人宣称的都是他是密接被隔离了，虽然“隔离”了一个半月还多。但李冲说不清楚，为什么总感觉别人似乎知道些什么？
还没等李冲安抚好情绪，经理的一通电话把他叫了过了。经理倒也没有遮掩：“我周日路过传染病院，看到你进去了？你这新冠……”李冲被这句话噎得心都跟着抖了一下，“我的新冠肺炎真的好了。医生就是让我去……再看一下核酸检测结果。”李冲努力镇定着。经理语重心长，“咱们公司算上你就三个‘植物人’，真的忙不过来。你要珍惜公司给你的机会，别再添乱。”
李冲沉默着点点头。回到电脑前按下开机键时心想：总不能说自己其实是去领抗艾滋病毒免费药的。
李冲所在的公司是一家专业做绿化设计的公司。这样的公司除了行政后勤人员外，主要分为两种技术人员。一种就是李冲这样的“植物人”，主要负责植被设计，属于静态景观。另一种被称为“动物人”，包括水景、互动雕塑等动态景观设计。这两个行业内的绰号别有意思，并不是普通人理解的植物与动物。
“植物人”李冲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感染新冠肺炎，就像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感染艾滋病毒一样。李冲主要负责的业务区域在东北三省，以省内最多。李冲选择这个行业因为怕太过束缚。入行还不到半年被外派到越南干了七个月。回来后，他的性子更野了。别人都坐火车出差，他偏自己开车。他的车是一辆白色的雪佛兰，二手的，很小，结实抗造。但自驾出差居然也会因为密接被隔离，这是李冲在隔离酒店时，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有些好笑的事。
天不怕地不怕的李冲在隔离的第四天被检测为核酸阳性。当天就被送到了传染病院。与2020年相比，这一次负责诊治新冠肺炎患者的医院准备要充分得多。治疗期间也没有过度的紧张或者慌乱，唯一慌乱的是在李冲办理入院前，医护人员发现他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于是李冲得到了“优待”，自己住进一间三人病房。其实他不确定那是病房还是医护人员的休息室。
而这样的“优待”在第四天就结束了，房间里又住进来一位同样是“双阳”（此处“双阳”为采访者用词，非标准医疗词汇）的感染者。两个人基本上没有聊天，都恨不得治疗赶快结束。这太尴尬了！毕竟都在一个城市，以后万一遇到了，都掌握着彼此最大的秘密。“那可怎么办？”连习惯于走一步看一步的李冲都忍不住盘算今后。
但李冲出院后，经理先约他在公司旁边的公园见了面。两个男人，一个三十出头，一个四十多岁。经理一开始还有些为难，不知如何开口。后来他似乎决定速战速决，通知李冲两件事：一是由于李冲这段时间隔离加上治疗，一直也没上班，公司考虑到确实缺少人手，加上公司业务最近也没那么多，需要给他减薪，减薪时长为六个月。二是由于李冲感染了新冠肺炎，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需要他每天上报核酸检测结果。每天都要测？李冲反问，经理点点头。
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但李冲复工之后的第一月就接到了出差的工作。出差的任务中有一项是要去林场选树。考虑到景观的层次，不仅需要选择矮小的前景植物，也需要选择高大的背景树木。李冲去的是已经熟悉的林场。但他像以前一样帮助工人搭把手、搬运高大乔木时，他忽然发现一口气提不上来，忙松了手。还好，树没事。
你没事吧？工人问李冲。李冲讪笑，说自己就是感冒了。但想起出院前医生说的，接下来的日子可能会出现气不够用的情况。李冲心里咯噔一下。出生于1992年的他刚过完三十岁生日。
那天李冲回到家。他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他住在客厅里。父母都在南方务工。他得了新冠肺炎这件事，连家人都不太清楚。李冲说他出差了。没有人过多地问。毕竟住院时，他隔三差五还能给家里打个电话。
但这一次的肺部能力变化让李冲真的怕了。他想起家里催婚，自己因感染了艾滋病毒，不敢和家里说实话。现在他有两件事瞒着家里了。但新冠肺炎这件事，很快就会被发现吧？自己的体力变得不如从前，这似乎比艾滋病毒更难以隐藏。
难以隐藏的不仅是病情，还有行程。每一次新冠肺炎确诊者曝光后，行程也会随之公布。一些艾滋病毒感染者就会在某些互助微信群里相互提醒这段时间要老实些，可不要被发现了。
可艾滋病毒感染者通常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都要去传染病院领取药物。尽管医院在病区划分上已经将艾滋病门诊和新冠肺炎门诊进行了物理上的隔断，但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去传染病院时，心里难免会有些顾虑。担心被传染，也担心行程被曝光。
刘富是一位物业工作人员。同样因为密接后被确诊感染，让近千户的小区成了高风险区。整整三个月，他都没有去上班。重新回到岗位时，几乎所有的同事看到他时表情都异常诧异。经理快步走近，声音不算低，“你怎么来上班了？”
刘富并不清楚这话外的意思。经理发现自己没戴口罩，回到办公室取了口罩。然后把刘富带到走廊，“你这一次隔离和确诊，让公司被业主骂得不行。现在你不能回来工作了。你和人力联系，会给你补偿的。”
还不等刘富反问，经理转身就走了。刘富同样是艾滋病毒感染者。在之前他因为领药请假或者免疫力低下而感冒发烧时，请假顶多就是扣钱，经理和同事并没有过分为难他，单纯认为他身体不太好。但此刻，刘富怎么都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失业了？
也许相对之下，李冲没有失业，还算是幸运的。如果别人知道自己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话，是不是早就失业了呢？这不仅是刘富一个人的问题。
有专家称，由于部分艾滋病毒感染者服用的药物组合里有一款药物名为克力芝。这款药物对于新冠肺炎有一定的预防和治疗作用，所以部分艾滋病毒感染者是不会感染新冠肺炎的。黄昌是在感染新冠肺炎后，在病房里听同样是艾滋病毒感染者的病友说的这件事。
黄昌只有初中毕业，因为没有考上高中又不想去职高读书，所以很早就出来工作。这么多年来，他并没有学到过硬的技能。或许也和家庭环境、生活经历有关，黄昌经常说“这都是命”。在提到他感染了艾滋病毒后，这话说得更频繁了。
让黄昌感染新冠肺炎是因为他认识的一位女网友的丈夫成了阳性，而他和女网友都没有幸免。黄昌说虽然感染了新冠肺炎，但是没有发烧、恶心、呕吐，就是类似感冒的感觉，他甚至都没想过这是新冠。不过他是在住院治疗后发现自己闻不到味道的。同一个病房的病友上完厕所忘记冲，黄昌走进卫生间目睹那一坨直接反胃，发现自己竟然没有闻到臭味，不然提前就会有所警觉了。
闻不到味道对于黄昌来说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黄昌的工作也不需要闻到味道。黄昌是一名冷冻冷藏库保管员，库里大部分是鸡肉猪肉牛肉，少部分是鱼肉。
黄昌没有和任何人说起自己生病住院，而是用“家里有事、回家一段时间”作为借口。出院后的黄昌比之前瘦了至少15斤。他的个子180厘米，本来就不胖。这一次瘦了后，同一个仓库的会计大姐只看了一眼，就说黄昌看起来病秧秧的。
后来黄昌自己分析，大姐之所以感觉不对是那一次卸货。按照以前的惯例，新运来的半车牛肉，从车上卸下来，只需要黄昌、司机、搬运工三个人，七手八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卸完。但这一次黄昌连三十斤的牛肉都搬运吃力。一趟之后就累得站在一旁休息。大姐观察了一会，直接质问黄昌是不是病了？黄昌打着哈哈让大姐不要多想。但是大姐转身就打了一个电话。过了一会儿大姐说她的表妹是护士，说得过肺炎的人会没有以前那样有力气，何况黄昌现在看起来面色苍白，偶尔咳嗽。
在大姐这样的质问下，黄超没有反驳，相当于是默认了。大姐当天立刻收拾东西回家，不肯与黄昌一个班次。大姐还说她没有表妹，诈一下黄昌。黄昌事后也觉得自己过于实在。但老板找他去谈话时，已经是在一周之后了。
黄昌工作三年多，一共就见过老板还不到五次。冷冻仓库本来也不是老板的主业。所以五十多岁的老板开门见山也不奇怪。老板的意思只有一个，让黄昌别干了。原因是那些需要配货的商贩，听说库房里有一个得过新冠肺炎的人，加上之前有一些关于冷链运输和冷藏仓库的工人感染了新冠肺炎的新闻报导，他们都不愿意冒这个风险。都是经营食物的商贩，万一食客知道了货物的来源，很可能就会有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有几个商贩联合起来，找到老板要求更换库管，如果不更换他们就更换供货商。老板不愿意把事情闹到供货商那里，自然选择让黄昌回家休息一段时间。
黄昌的第一个反应是说自己已经痊愈了，如果需要医院出病历也没问题。黄昌其实说这句话有些后怕。如果老板知道他同时也是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话，那接下来的状况会更加麻烦。但老板说不用了，就算是有出院病历又怎么样？没有人会愿意接受一个新冠肺炎痊愈的人所在的仓库提供的食物。
黄昌失业了。他不恨跟自己一个库房的会计大姐。他说换了自己也许也是一样害怕。后来黄昌也琢磨过老板说的话，也许并不是真的。但他自己也说不准。
黄昌一时之间找不到工作，他原来的工作一个月收入五千多，打听了几家之后，都只给三千多。他不太愿意干。于是黄昌跟会计大姐商量，是不是可以拿出一些成袋的鸡爪子、鸡翅、鸡腿之类的，他往外卖，转一手也赚点钱。大姐同意了，按照给别的商贩的供货价给黄昌，还同意黄昌卖出去后，再过来取。
黄昌主要是在某鱼上卖，也发一些朋友圈，但屏蔽掉之前的餐饮店店主。只要价格便宜些，还是能卖出去的。加上黄昌答应市内送货，因此每个月有了些许收入。只是在去取货时，会计大姐总是提前备好货，放在库房门口，远远地喊，“你拿走吧！把钱在微信上转给我就行。”
黄昌想自己明明是无辜的，却成为大家眼中那个犯错的人。
黄昌的生活受到了不小影响。毕竟月收入五千多和月收入不到两千的差别还是很大的。黄昌决定不再坚持对于月收入的要求，在距离住处三四公里的地方找了一个新的库管工作。一个月三千出头，工作比原来的轻松一些。这是一个文具库，以奖杯奖状和各种笔纸为主。似乎每一个库房的配置都是两个人搭班子：一个出纳或者会计管做账，另一个库管管运货。
黄昌不是很喜欢这个新工作，一是原来的库房是管饭的，虽然伙食不咋样，但至少是管的，库管不用操心中午吃什么。可新库房不管。二是新库房如果不是运货干活基本都不开灯，白天只能借助自然光。但新库房在一楼，里面总黑黢黢的。甚至找货搬货都要摸着黑进行。
黄昌和新库房的出纳大姐抱怨没有灯。其实他想说的是，这个库房太脏了，很多灰尘。地上、货架上、包装纸上……轻轻一搬，就是灰土。黄昌每天都会换一副新的口罩。但这种一次性的医用口罩并不能阻挡太多的灰尘。他从一开始戴一副口罩，后来变成两副。再多就不行了，喘不过气来。
黄昌出院时，问过医生是不是需要持续监控身体情况。医生笑着说，他不会再得这个病了。当时黄昌心里还感叹，要是艾滋病也能像新冠肺炎一样治疗一段时间就痊愈，那该多好。虽然在治愈这件事上，艾滋病和新冠肺炎无法比拟，但在后续的身体反应上，二者还是有相似之处。黄昌服用的免费药会带来较为明显的头晕，通常会持续到第二天的上午。而新冠肺炎会让黄昌在较多灰尘的环境下感觉胸口不舒服。如果再搬运东西的话，会有上不来气的感觉。黄昌不知道这是自己独有的还是因为服用了抗艾滋病毒药物叠加了新冠肺炎后的作用。但他不想知道了。
在新库房工作了两个多月后，和他一起的会计大姐忽然问他，是不是得过新冠肺炎？黄昌否认了。但大姐当场指出自己听运货的司机说了。黄昌别过脸。大姐又补了一句“你可别害我”。过了几天，黄昌辞职了，他说自己做库房做腻歪了，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别的。当然也可能是新库房距离原来的库房不够远。不好的消息嘛，就像蛇一样，总是钻来钻去的。
目前黄昌每天在路边邀请路人下载注册APP，然后送小礼物。小礼物是他自己去批发市场买的，费用算在每一个新注册用户的酬劳里。如果够勤奋的话，每天的收入也还不错。
可黄昌站着的时间长了，觉得累。在大马路上又没什么地方可以休息。于是他用并不多的积蓄买了一辆二手的微型面包车。他盘算着，白天拉人注册APP，顺便在某鱼上卖冷冻肉品。小微型不仅可以在站累时去上面坐着，还能随时送货。也算一举两得。
黄昌算是感染者中比较有想法和胆量的，为了生活，不惜打破原有的模式。黄昌半开玩笑地说，毕竟自己连高中都没读过。读过高中的小吕的确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出生于1994年的小吕是河南人，曾在富士康工作了两年。为了更高的工资，来到东莞。这一选择让小吕的月收入涨了三百块钱。小吕感染艾滋病毒已经快五年。2020年时，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被滞留在流水线工厂过了春节，小吕无奈之下和父亲说了实话。在家务农的父亲心疼儿子，同意替他去县里的疾控中心领药，前提是小吕要结婚生子，为吕家传宗接代。小吕嘴上答应了，但为了避免逼婚，一直到2022年春节都没再回家。2021年时还跟着工友再次跳槽，到深圳一家更大的工厂工作，月工资又涨了一百多块。
2022年当深圳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时，小吕最初一周并没有任何反应，但在工厂要求每天都做核酸检测后，问题出现了。小吕本来睡眠就不好，自从工厂每天六点半到八点半做核酸，这正是夜班白班的交接时间，他开始起来得更早，后来出现连续睡不踏实的情况。睡不好带来的不舒适感让他愈发不敢不做核酸，就像不敢不吃抗艾滋病毒的药一样。
2022年5月，深圳天气明媚。那天小吕休息，久违的懒觉让他一觉醒来已是中午十一点出头，马上要吃午饭了。小吕盯着天花板，耳边是同一个宿舍的室友打游戏的声音。似乎少了什么？小吕的脑子转的有点慢。然后一个激灵，他那天没做核酸！
小吕连饭都顾不上吃了，先是去厂门口问保安，知不知道附近哪里有核酸检测点？保安告诉他，现在已经中午了，核酸检测点最早也要下午一点半再开始，在厂外大概两三公里的小区门口。可出厂的手续有些麻烦，需要工段长、车间主任审批，还要和人事员报备。
疫情期间管理严格，工人们都选择不出去。小吕为了测核酸如此兴师动众，难免让人有些怀疑。但小吕表情的凝重和紧张，又让人感觉这不是一件小事。小吕将这种感觉理解为核酸焦虑。焦虑彻底爆发在期盼了许久的工资调整时。小吕的涨薪差了一百块出头没有达到他的理想设定。第二天他选择了辞职。工段长挽留他，一个熟练工培养出来不算容易，何况小吕还是操作数控设备，这个岗位的操作工需要些技术功底。小吕却心意已决。他没有和工友说自己的真实想法。
近四年来的两班倒工作节奏，加上后期家里替他领药和时不时地催婚，以及小吕时刻绷着的核酸检测这根弦儿。没有达到理想薪资的那一百块钱成了压垮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吕说，大不了什么都不要了。
与那些生活、工作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或者冲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同，更多的感染者是像小吕这样的人，会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变化而深感不安。如果说2020年新冠肺炎最初爆发并开始封闭时，导致药物无法及时领取带来了短时间的不安全感，那么从2020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态势的变化，让感染者从生活到心里都有了更多的变化。
上海疫情期间，生活在这个繁华都市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乐乐出现了低烧、嗓子疼的症状，他不确定自己是不是阳了。乐乐一面刻意回避这件事，不让自己去琢磨，一面坚持做核酸。乐乐说那种感觉就好像当初自己用艾滋病毒抗体快速检测试纸自检时，看到试纸上出现了第二条浅浅的红杠，浅到需要用手机闪光灯照射才能看到时，心里十分纠结，又不敢就此罢休。只能一次次检测，期待转机也等待着最终的结果。
自从2020年以后，乐乐有了囤药的习惯，不仅是抗艾滋病毒的药物，也包括家中的常备药。一次他得了皮炎，去医院看过后，又按照医生的处方在互联网药店凑够满减、买了六支药膏。尽管互联网医生告诉他，这是激素类药物不能长期使用，但乐乐依旧买来囤着。后来疫情封闭期间，乐乐真的皮炎复发，他自己胡乱涂了一支，效果还可以。
只是乐乐不知道新冠肺炎有什么药，不然他也会囤一部分药。他的合租室友有一阵子放弃了做检测，乐乐跟室友商量，把室友的检测试剂拿来用，相当于他每天检测两次。乐乐希望一旦检测出来就抓紧时间治疗。他想活下去，越早治疗越好。这是艾滋病教会他的事。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个月，跟乐乐的低烧一起消失的还有工作。公司通知大家暂时都不需要工作了。乐乐开始去求职类APP上寻找兼职。甚至看到央视点名表扬一位感染者直播卖货自力更生后也有过类似的想法。但到底放弃了，因为一旦在镜头前露脸、公开身份，乐乐想自己将来很难再找到新的工作。
乐乐是广西人，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上海。而小吕放弃工作回到老家后，情绪在无所事事中变得舒缓。小吕关注到自己工作过的富士康有员工开始步行回家。他理解这些人的恐惧。而且之前悄悄责怪自己是不是太过小心和紧张过度的念头，也看到这些消息后消散了。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没错的。他甚至想起自己在流水线工厂的高层宿舍楼里坐电梯时，都会感觉上不来气。农村老家都是平房，没有电梯，自然不需要担心了。
“人哪有不怕生病的！何况我还得了那个病。”小吕感叹道。他说自己分不清，新冠肺炎和艾滋病哪个更可怕。当被艾滋病改变的人生再一次被新冠肺炎疫情改变时，没有人敢保证接下来的路自己该如何走得更好更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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